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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王晓明:是推开门窗的时候了

    时间 : 2013-11-05 来源 : 本网原创稿 作者 : 中国(南方)学术网 【字体:

    摘要:什么是今天中国的“文学”?也是歧异丛生、很不容易论断的。二十年前大家共认的“文学”——以譬如莫言、王安忆为代表的那种文学,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却持续减弱。 与此同时,在我们共认的这个“文学”之外,新出了大量别样的“文学”,和同样大量的别样的作家。文学世界的构成之物变了,文学的现身之地,也就自然与过去大不相同。

        一年前,在上海大学那间时常令人觉得过于堂皇的圆形会议厅里,有一场以“共和国文学”为总题的讨论会。其中一节的标题是:“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”,这个标题起得好,切中要害。

      
      说“重建”,自然是因为不满意文学和社会的现有的关系。可是,“重建”并非易事,那个标题里的两个关键词:“文学”和“社会”,今天都不再是约定俗成、一目了然的了。以“社会”来说,中国今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?各方人士的判断差异之大,是自19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。可以说,中国知识界二十年来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论争,焦点都落在这个问题上。
      
      同样,什么是今天中国的“文学”?也是歧异丛生、很不容易论断的。为什么不容易?这里且说两点。
      
      一,从互联网、手机、电子阅读器等等的情形可以看出,与二十年前相比,今天经常阅读文字——或者缩小范围,经常阅读文学——的人,并没有大幅度减少,甚至可能还在增加。最近十年,“文学类”图书的出版量,总体是增加的。上海的大学里,十年前只有4个中文系,现在增到了7个。
      
      可是,二十年前大家共认的“文学”,我指的是以譬如莫言、王安忆为代表的那种文学,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却持续减弱,最近十年,减弱得还很明显。
      
      与此同时,在我们共认的这个“文学”之外,新出了大量别样的“文学”,和同样大量的别样的作家,其中有韩寒这样颇具特色的,更多郭敬明一类互相模仿的。他们的读者数量,明显超过了莫言,刊登他们作品的杂志的销量,譬如《最小说》,也明显超过了《收获》。他们在网上称雄,也在纸面横行。“青春”、“侦探”、“历史”、“穿越”、“耽美”、“武侠”、“惊悚”……他们掀起的追捧之潮,一路飙升。和二十年前相比,中国大陆的文学世界真是面目全非了。
      
      怎么看这个新世界?
      
      你可以说:“莫言是纯文学,郭敬明是通俗文学,莫言是文学研究的对象,郭敬明则是——呃,文化研究——的对象……”你更可以说:“莫言是一种文学,郭敬明也是一种文学,多元化,很好嘛!”
      
      但是,这么顺当地说下去的时候,莫言和郭敬明的一个极大的差别,却不知不觉就模糊掉了。这个差别,说得粗糙一点,就是:“谁是作者”?读莫言的小说,你不会有这个疑问,尽管有时候,你会从字里行间读出一点国际文学奖的影响,从书名、篇幅和若干情节,你也会感觉到出版社的参与,但是,莫言无疑是小说的主宰,没有他,就没有这样的小说。读郭敬明就不同了,你很快就会疑惑:这些虽是郭敬明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,但他那双敲字的手,怎么好像受着另外的手的指挥?读得越多,你越会发现,郭敬明其实是一个复合体,有作家的一面,也有经纪人的一面,更有出版商的一面,他的作品的文本内容和形式,常常是生于对这作品的营销的内容和形式。因此,不但是郭敬明自己的好几双手一起敲字,更是他背后的那些分别支配了他这些不同的手的更大的社会势力,一齐牵引着敲字的方向。有时候,你甚至会觉得,他就像一具提线木偶,咋一看是他在台前蹦跶,实际一切都在幕后操纵,日渐庞大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,才是郭敬明式的“文学”的真正作者。
      
      顺着这个作者的差别往下捋,可以牵出一系列更大的差别。其中之一,就是文学与现实秩序的关系的差别。至少到目前为止,大家一般都还觉得,我们共认的那个文学,是如三国时的西蜀名将魏延那样,再怎么低首诺诺,脑后也是长了一块反骨的。它一面激发读者对美妙或悲惨人事的感动,一面也以这感动,触发对僵硬、死板和蛮横之物的怀疑,对不公和压迫的嫌恶。远的不说,最近三十年,读着这样的文学长大的“文学青年”,尽管形形色色,代际、性别、阶层和地域差异极多,依然大体表现出多情、善感和反叛的共性,以至在许多场合,“文学青年”和“愤青”,成了可以互换的词。
      
      郭敬明式的文学却不同了,它看上去非常“青春”,也多“幻想”,但它引人沉溺其中的方式,却极为老练而实际:营造一个虚拟的天外世界,引你以体验梦想的方式,寄托种种日常的欲念;描摹若干负面、但是一定琐碎的人事,供你咀嚼怨哀之情,在不知不觉中,烧掉青春期的不满;将“成功”的“作家”包装成偶像,毫不掩饰地向你炫示,“写作”如何可以被铺成一条快速通向版税、出镜费和其他明星效应的红地毯;用种种时髦的纸面设计、网络宣传和集会造势,持续煽动你的兴奋,让你在自以为与其共鸣的同时,体会中国特色的商业系统的巨大力量……
      
      不必惊讶于这文学的老练,它与另外几种新媒介——例如网络游戏、肥皂剧和视屏广告——的老练一样,都是同一个作者的专长。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,它在社会的支配性结构中的位置,也越来越移向中心,因此,它势必要更大范围地参与社会的再生产,更有效地地发挥自己的功能。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,是人的再生产,用鲁迅的话来说,只要能一批批生产出睁着眼睛的昏睡者,铁屋子就可以万世长存。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,就是大家其实都已经睁开了眼睛,但因为各种原因,觉得还是继续装睡为好。这“各种原因”当中,当然包括暴力和贫困之类的硬的压制,但那种如无味的缓释毒气般四处蔓延、大面积浸润年轻人的身心的软弱和无力感,作用却似乎越来越大。而培育这样的软弱和无力感,正是文化工业的拿手活计,当《最小说》和《梦幻西游》招呼你一起梦游、哭泣、怨忿,甚至尖叫的时候,这些“过把瘾”式的兴奋,恰恰又令你一旦合上杂志、离开网吧,就不知不觉地无精打采起来:在满地垃圾的现实面前,自己其实多么渺小,除了无聊和搞笑,还有什么可干?
      
      二,文学世界的构成之物变了,文学的现身之地,也就自然与过去大不相同。单看莫言、王安忆式的文学,它现身的范围还和过去差不多:小说、诗、散文、话剧剧本,偶尔加几部电影和电视剧的脚本,此外就没别的了。可是,如果眼光放开一点,看看其他类型的文学,你就会发现,今日中国,举凡电视剧、商业广告、娱乐新闻报道、旅游指南、网络游戏,更不要说短信、博客之类层出不穷的网络空间了,几乎到处都有文学,当然,是莫言、王安忆之外的文学。
      
      举个纸面的例子:许多大型企业,都定期出版印刷精美的“内部”报刊,这些报刊,几乎无一例外,都留出不小的篇幅,刊登散文、诗,甚至短篇小说,其中有的还是出自文学名家之手。当这些“作品”被仔细安插在总经理讲话、员工决心书和广告之间,彼此妥帖配合的时候,你是不是看到了“文学”和“企业文化”——乃至“商业推广”——的多面互动?至于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那样风靡一时的长篇电视剧里的文学味十足的对白,或如某个冠名“普罗旺斯”的房产项目介绍书那样的对彼得·梅尔式散文的大段摘引,再如网络游戏对古典小说名著及其意象的越来越广泛的“开发”,是不是也都清楚显示了,文学正如何被各方神圣大量地使用?
      
      不要小看了这些“使用”,它们的规模正不断扩大,它们对于被用之物的改变,也就愈益深刻。现今十来岁的城市少年,很少有不玩网络游戏的,当他们从电脑边起身、抓过一本小说杂志乱翻的时候,那在玩网游时养成的感应和理解习惯,势必在暗中影响他们的阅读体验;如果他们当中有谁提笔写作了,网游教给他的节奏感、想象方式和结构能力,更会潜移默化,在下意识的层面就介入他的文学构思。在今天,网络游戏对文学新人的写作的影响,已经开始显现。十年二十年之后,这影响大到什么程度,更是难以估量的吧?
      
      网游只是一个例子,相类的事情更有很多。文学的活动和应用越是以如此方式扩大范围,今后文学的骨架和面貌,就越多是要由这些新领域里的支配力量来塑造。批评家、文学教师甚至作家自己,大概都会被逐渐挤到边上,出版商、广告商、网游开发商、其他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商业策划人:他们将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心。整个文学的生产机制,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了。我们过去习惯的各种文学的定义:从“创作”、“作家”、“文学体裁”,到“文学青年”、“审美”、“读者和文学作品的关系”……现在都一一在被涂改。可以预料,其中大部分涂改的力度,以后还会更大。
      
      老话说,人是环境的产物,如果也这么来看文学,那就不由得要相信,今后的文学的面目,可能会更没意思。倒不一定是鼻子耳朵本身怎么大变,而是鼻耳之间的关系、或者鼻耳与手脚的关系,都大变了,以至鼻耳的轮廓虽还如旧,功能却大不同。譬如“文学性”,过去一直是被看做文学反抗现实的利器的,可你仔细看看,不说将来,就在现在,情形已经不对头了,还是这个“文学性”,却与“反抗”若即若离,有时候,反倒像是“现实”在握着它,而且挥舞得更为利索!
      
      朝着这个方向往将来看,情形是很让人泄气的:不用太长的时间,像今天的莫言、王安忆这样的文学,就会连社会和人生的边缘位置都守不住,而被径直让进博物馆;注目于这种文学的“文学研究”,也会更远地飘离现实,被关进少数大学的研究室。博物馆和研究室门外,则是新的主流文学,一手遮天。它紧随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主流,虽然有时也要发发牢骚,大方向却一定是循规蹈矩、与政治和经济主流利益均沾。它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共认的文学了,但你也很难说,它就一定不是文学。
      
      当然,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向,而现实不会只有一个方向。越是不能接受上面这乌鸦嘴般的暗淡想象,就越要往相反的方向狠狠地用力。说实话,我是压根儿就不接受那套现代社会文学理当边缘化的说法的,世界这么大,各地的历史和现实都不同,文学的过去和将来,怎么可能都一样?也许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,文学可能逐渐式微,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,文学势当扮演重要的历史角色,过去如此,将来还当如此!
      
      事实上,今天的文学世界里,清新的气象远未绝迹。就拿杂志来说吧,似乎是《最小说》甚嚣尘上,连《收获》都被它占去一块了,斜角里却出来一本《独唱团》,使局势一下子现了转机。因此,文学和社会的关系,并不是必然如目前大家担心的那样,一路消极和负面下去的。中国的文学,绝不该只是坠着社会往下堕落,一定要有新的文学,像契科夫笔下的夏日草原上的暴风雨那样,猛烈地刺激人心,催人奋起。
      
      事情是不容易,但应该赶紧做。1980年代教给我们的那些感应和理解文学的思路,许多已经不够用了,必须要发展新的思路。不用说,这发展的第一步,不是到书架上翻书——哪怕是新出的洋文书,而是推开门窗,直面现实:今天中国的文学世界,究竟是怎么构成的?有哪些新的力量,深刻介入了文学的创造、生产和传布?是不是有新的主流文学正在形成?如果是,那是怎样的东西?在管制机构和文化工业的强力作用下,是不是已经有某种新的“文学性”,正在覆盖文学世界、吸聚文学青年?一句话,今天中国的文学生产机制,正在往什么方向变化?这个文学的生产机制,和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文化——当然,不能忘了别的支配性力量——的生产机制,正在形成怎样的新的互动?
      
      我们能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,大概也就是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创作和批评,能有力地、针锋相对地回敬现实的时候。

    (文章链接:http://www.cul-studies.co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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